风俗之下，民风是与民俗相对的一个概念，一般是指某一区域居民的群体性格与行为方式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凡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。故谓之风；好恶取舍，动静亡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孔子曰：‘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’言圣王在上，统理人伦，必移其木，而易其末，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，然后王教成也。”班固认为风为本，俗为末，民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，民俗则是社会上的普遍习惯。
道光《亳州志》书影
古人非常看重风俗的价值，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隋书· 地理志》等史籍往往都有风俗的记载，以期后人参考施政。亳州的建置区划形成于北周之后，至唐代以后稳定下来，故而对当地民风的记载往往混同在其他地区之中。明清以降，亳州屡有修撰地方志，乾隆五年《亳州志》首设风俗目，乾隆三十九年、道光五年与光绪二十年《亳州志》沿袭这一设置，这是记载亳州民风的主要史料。清代方志极言亳州民风淳朴厚重，这种表述也被当代亳州文化作品所沿用。然而仔细对照清代史料，即使在旧志之中，也能发现这种观点与史实存在差异。一是将民风与士风混同，以乡土感情、文化共同体代替历史真实；二是使用单一史料，缺少考证研究。笔者认为，探讨历史上的民风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，不仅要看历史记载，还要看其地其人，分析风俗变脸背后的历史面相。
淳朴厚重的诗书之乡
陈陈相因、摘抄改易是明清地方志编修的重要特点之一。有两条被古今引用较多的文献言说亳州民风厚重淳朴。其一为乾隆五年《亳州志》载：“《唐志》云：仁厚之俗，勤农事，恶衣服，人皆忠义，本于张巡、许远之表率。”编者华度等认为亳州人仁厚忠义，勤于农耕，不喜虚饰，是儒家笔下的老实本分之人。然而对照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来看，并没有类似记载。反倒是南宋《方舆胜览》载睢阳郡民风为“忠义之风，仁厚之俗，勤农事，恶衣服”。睢阳即今商丘，辖境与亳州相近，北宋为南京应天府，地位显赫。且不论《方舆胜览》记载的得失，这段文字显然是清代亳州文人的借用附会。其二为《异闻集》所载：“人性质朴，性务农桑，今则工商交作，词讼简少，视昔为盛也。”同样认为亳州民风淳朴，虽然在唐代工商业有所发展，但民间斗讼不兴，也是一幅王化勃兴的图景。《异闻集》是唐代的一部小说集，据前人考证，其中混入了一些宋代的作品。翻阅全书也找不到这段内容，反倒是在嘉靖《亳州志》与成化《中都志》有类似记载。乾隆五年《地方志》应是传抄失误。以上记载又被乾隆《江南通志》与光绪《安徽通志》抄录。唐宋与清相距数百年，民风与清代能完全相同吗？
然而，清代亳州地方志却基本沿袭了这种表述。如笔者点校的两部志书中，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载：“亳人秉性质直，好尚稼穑，重于礼文。士大夫多慕高节奇行，女子雅慕节义，殉夫者接踵，人物、列女传中可征大概，而于古礼则合离参半。”进一步发展了前志的表述，认为亳州民风重于礼文，士大夫与妇女都符合儒家的行为规范。道光五年《亳州志》则在基础上增加了《风土记》云：“尚气安愚”。然而如果以我们所熟知的西晋周处《风土记》来看，全文残存不过百余字，仅叙述了越地与蜀地的风俗，这段记载似乎也是无稽之谈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文献往往混同民风与士风。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载：“士风素称淳朴，上者负气谊、重门第，次亦束修自好、笔耕墨耘，鲜所谓武断豪夺者。惟少年习武，技勇相角，裘马相矜，既耗资财，不无好胜之习。”士风好文自然有人物纪传与艺文支撑，但这与民风显然无法等而划之。
在清代亳州籍文人的笔下，在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与列女志中，列举了不计其数的宦业、忠义、孝友、儒林、文苑、懿行、义行、隐逸与艺术之人。然而，清代二百多年间，文官不过知州之级，儒生中式者仅有十八举人，贡生刚过二百之数，与文教兴盛的江淮各州差距较大，进士数量也少于唐、宋与明三代。
相比之下，儒家规训下的列女要多于儒士群体。以光绪《亳州志》为例，有烈妇329人，这一类是自尽殉夫、守节的已婚女性。有贞女57人，这一类是未婚夫早死，未婚守贞的未婚女性。有烈女52人，这一类是以死守节的未婚女性。有孝妇52人，这一类是孝顺父母、割肉奉亲的已婚女性。有贤妇49人，这一类是抚孤尊老、和睦家庭的已婚女性。总的来说，自尽的亳州女性占到了列女志的70%。
好勇负气的难治之地
相较于清代地方志风俗目中精心设计的儒教叙事，时人对民风的另一种观感并不少见，即使是地方志中。康熙年间，朱之琏赴任亳州，有朋友劝告他说：“亳乃江南繁剧区，其俗犷悍，多奸猾，险健好讼，轻文事，非建阳、忠州比也，子其慎诸。”有人认为亳州是江南省难以管理的地方，文教不兴，民风不淳。雍正六年，余光祖任亳州知州，“复以亳俗不知读书，好勇斗狠，思有以移易之。”乾隆三十二年，知州张肇扬建广善局救济丧葬，“亳俗素恃强，有疾则好服克伐大剂，往往以此伤其身。贫者无力求医，死则藁葬，甚且暴骨不著土中，尤可哀也。”张肇扬认为亳州民风好强，患病之后急于求治，好用猛药。
嘉庆十一年，署理知州周鹤立颁布《亳州励风俗示》，其文颇可见清代亳州民风之整体样貌。大意如下：
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，人心的善良是社会风俗的源头。亳州本是一个民风淳朴、水土丰饶的地方。多年来，百姓们享受着和平与繁荣，家家户户都充满歌声和祝福。按理说，这里的市场应该不会公然当街宰杀牛羊，人们也无需携带防身的兵器。然而，由于此地位于交通要道，奸诈之徒容易藏匿，社会风气日趋浮躁，各种弊端层出不穷。总的来说，主要有以下三种：
首先，赌博是最有害的。它让人贪婪地攫取他人的财富，对自己的私欲却毫无节制。狡猾的人设下陷阱，愚蠢的人则落入其中。即使家中拥有百万财富，也会在短时间内耗尽；这样的人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是第一种应当立即消除的弊端。
其次，斗殴也是令人痛恨的。有人因小事而发泄愤怒，拔剑斗殴；有人因争吵而互相攻击，动刀相向。轻则受伤，重则丧命。他们不考虑身体是父母给的，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法律明确规定，杀人者应当偿命。与其承受这些痛苦，不如忍耐片刻。这是第二种应当立即消除的弊端。
最后，还有一种更为愚蠢的行为，那就是迷信邪教。百姓如若安心耕田、和睦相处。朝廷爱护百姓，怎么忍心对他们施加严厉的惩罚呢？如果他们不思悔改，将来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这是第三种应当立即消除的弊端。
此外，兵农相济，需要大家同心协力。回族和汉族虽然有不同的习俗，但更应该各自安好，不要恃强凌弱，不要倚仗权势欺压弱小。我作为地方官员，公正无私，执法如山，对恶行将绝不姑息。现在我刚来此地，可能还有很多事情不了解，因此特地发布这份公告，希望全境百姓都能明白。
周氏认为虽然前代亳州民风有淳朴之名，但已经变得好勇斗狠、圆滑冒险，尤其表现在热衷赌博投机，负气斗殴。可见亳州难治、民风彪悍，难以治理，已经成了清代地方官的心头大患。
除了地方志史料，现存的清代档案也印证了以上认识。雍正十一年，两江总督高其倬在奏折中陈述了升亳州为府的观点：“惟是亳州一带地方，其设官之处尚有应调剂措置者。其地插入河南，在两省界缝之间，去江宁、安庆督抚驻扎之处皆有千里，即其本管之凤阳道亦相距五百里。境当南北水陆之冲，行贩辐辏，人众庞杂，盗案、窃案极多，地棍衙蠹亦众，民间积习好斗健讼。私枭曾经犯案，尤须加意整顿。”高其倬认为亳州地当要冲，商业发达，民风彪悍，案件多发，应该设府管理。
雍正年间，分定全国州县为冲﹑繁﹑疲﹑难四类，以便选用官吏。交通要道曰冲，行政业务多曰繁，税粮滞纳过多曰疲，风俗不纯、犯罪事件多曰难。县的等第高，字数就多，反之，字数就少。冲、繁、疲、难四字俱全的县称为最要或要缺，一字或无字的县称为简缺，三字（有冲繁难、冲疲难、繁疲难三种）为要缺。据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记载，亳州占了“冲繁难”三项。
结合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清代档案来看，亳州相关档案约2400条，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刑事卷宗。以乾隆朝为断，刑事案件数量超过了同为散州的宿州与寿州。不少案件也反映出了亳州人好勇负气的民风。如道光九年《题为审理亳州客民孟欣焕因饮醉滋事扎伤佟选身死一案》、道光九年《题为审理亳州民王咏欣因斥醉卧门首殴伤葛破身死一案》、道光十年《题为审理亳州民孙华堂因被醉酒辱骂争闹扎伤王拉越日身死案》等。
清咸丰以后，亳州成为太平天国与捻军运动的策源地。张乐行、张宗禹与苗沛霖等横行一时，居则为民，出则为军，流动作战，清廷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得以平息。为了方便镇压当地民变，清廷从亳州与蒙城等地中割出一部分土地设立涡阳县，治所就在原属亳州的雉河集。虽然文进士不兴，但武进士屡屡中举，清代产生了十位武进士，清前期有颜光旿、李成邦，至晚清又有姜桂题、马玉昆、蒋东才与李承先等显赫武官。
总结来看，负气敢讼、习武好斗、不乐读书是清代亳州民风的又一特点。从现存的亳州民间方言俗语来看，也带有类似的意味。如“隔山不打鸟，隔人不说话”“该着三枪死，躲不过一把叉”“人不在人眼下，树不在树底下”“有客招呼客，没客招呼自己”“有个疮想摸摸，有个病想说说”等等。
从清代亳州地方官的事迹来看，移风易俗是典型的施政手段。清代亳州增设柳湖书院，修葺学宫、汤陵、名宦祠与乡贤祠，大搞列女旌表，都有改变民风的政治诉求。州例贡杨继祖说：“窃惟国家之所以治安，视乎风俗；风俗之所以长厚，视乎人心；人心之所以醇良，视乎教养。”怀宁潘瑛则云：“所以显微阐幽，励风俗而启后人，守土者之职也。”这种努力在有清一代具有延续性，但成效有限。
由北入南的默化潜移
淳朴厚重、好勇负气是清代亳州民风表述的两种面相。比较来看，前者是清代亳州士大夫理想中的民风形态，后者才是清代亳州民间的民风面相。然而为什么存在差异，坚信当地民风淳朴好文呢？就同一时期安徽地区编修的清代方志来看，淳朴好文是一种普遍叙事结构，如雍正《六安州志》、乾隆《阜阳县志》、乾隆《泗州志》、乾隆《歙县志》、嘉庆《舒城县志》与嘉庆《怀远县志》等都有近乎雷同的表述。这种表述应被视为清代士大夫儒学共同体的文化意识，这种做法恰恰说明了地方志分中有合，以相近的文化符号来书写地方文化。清代地方志的勃兴，表面上是学术的地方化，内里依然是统一的文化范式。地方志的修撰意在规训当地，而非镜鉴历史，地方志是统一的国家机器与政治力量治理地方的重要工具。
道光五年，安徽学政张鳞曾感慨亳州民风的变化，“其人物则圣贤神仙，忠孝节行，与夫鸿儒硕彦之赫赫载籍者，天下州县宜无若斯美备矣。独怪赵宋南徙，亳隶于金，地气无殊，所产渐少瑰伟特异之士。元明之交，韩林儿僭号龙凤，称帝兹土，扰攘至十二年。亳何不幸罹此耶？明初为州，寻降县，弘治中复为州。三百年来亦鲜着闻史传者。”他认为北宋以前的亳州文化兴盛，受到宋金合战与元末战争的影响，影响力大不如前。这种观点已经触及了亳州民风嬗变的内在原因。
今天的亳州和安徽其他地区一样都在倡导融入长三角一体化，这是毋庸置疑的正确决策。从历史上来看，亳州被动融入南方的江淮文化系统。南宋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，为了抵挡金军南下，东京守将杜充掘开黄河，黄河夺淮入海，弄巧成拙，反而帮助了金军扫荡北方，还摧残了较为发达的两淮地区。
在此之前，亳州都是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，秦属砀郡，汉属豫州，唐属河南道，宋属淮南东路，元属汴梁路，属县多，地域广，人口密集，与中原政治中心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唐代亳州为望州之一，唐高宗、宋真宗等曾至亳州太清宫祭祀老子。《宋史·地理志》载亳州贡绉纱和绢等。《宋史新编》则载“亳州又贡丝绵缣帛各二十万，后集粟塞下至巨万斛。”唐宋时期，亳州辖区广大，人口蕃息。唐天宝年间有近9万户，宋崇宁年间有13万户，无疑是重要的经济中心与宗教中心。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，欧阳修、曾巩先后在亳为官，另有姚崇、富弼、范仲淹、晏殊、陈师道、黄庭坚、宋祁、王钦若、丁谓、晁补之等名臣在此为官。
凤阳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，明初的凤阳升为陪都，辖区大得可怕。下辖亳州、宿州、颍州、泗州和寿州五州及十三个属县，皖北地区尽为凤阳所有。鉴于小明王曾在亳州盘踞起兵，亳州人口锐减，明朝统治者拆解亳州，由州降为县，仅剩弹丸之地，转而成为南京辐射的江淮文化带的一员。
明清之后的亳州，民间有“小南京”的说法，原因就在于南京是明清时期江南的首都，实质上也承接着将来自江南的商品转运到中原地区的角色。清代亳州商业颇为繁荣，“商贩土著者十之三四，其余皆客户，北关以外列肆而居，每一街为一物，真有货别队分气象。关东西山左右江南北百货汇于斯，分亦于斯，客民既集，百物之精目，染耳濡故，居民之服食器用亦杂五方之习。”在黄河改道摧毁两淮经济形态之前，以涡河串联的开封至亳州一线是重要的经济与商业基地，商品主要向外输出。黄河改道后，这一带普遍经济凋敝，反而主要接受来自江南的商品。黄河屡屡夺涡，亳州人民深受水患之苦，又兼受河政、漕政与盐政之弊，百姓少有恒产，流动性大，故而生成了好勇负气的民风。
原则上来说，民众倾向于政区所规训的文化认同，而逐渐疏远实质的文化区认同。亳州虽然风俗接近北方，但在心理上却渐渐认同南方，这也符合今天亳州的定位，融入长三角，力争成为“省际毗邻区域中心城市”，承接着长三角产业转移与中原地区劳动力输入。
由此可见，民风深受历史与地理双重维度的制约影响。不仅依存于当地的自然条件，更依赖于人文改造后的地理环境。好勇负气的民风也不单是负面的，从另一个位面来说，便是敢于创新、开拓进取、灵活多变，在复杂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中适应力强。正因如此才能解释，姜桂题由捻军入清，再成为首倡共和的北洋将领。至于当代，亳州人民有着自主创业的传统，改革开放时期著名的“阜阳模式”策源地就在亳县。亳县涌现出一大批民营企业家，大力发展中医药与白酒产业，是淮河流域为数不多的典型工业区。民风产生于人民之中，依靠人民的动能，解放人民的力量，就可以因势利导，推动地方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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